我在这里要说的批评，指文艺批评；以文学为主，也包括艺术。文艺批评的贫困，表现在两个层面，物质的和精神的。
物质的贫困是指批评家普遍收入偏低，稿酬偏低，出书困难。如果没有别项收入，专以文艺批评为业，赖此养家糊口，肯定活不了。就连社会上逐渐发展起来的自由撰稿人队伍也多以创作为生，而绝少有人专门从事批评。现今被称为批评家的人，包括老、中、青各代，基本上都是兼业，他们领薪水的地方或在研究机构，或在报刊编辑部，或在出版社，或在高等院校。除了效益好的报纸和出版社，多数都是些穷地方。微薄的稿酬，加上穷地方的微薄薪给，并不能使多数批评家摆脱物质的贫困。
文艺批评的园地在缩小，原本不算太多的文艺批评刊物，已经很有一些因为经济困难，维持不下去了。卸了招牌，关门大吉者有之；换了名号，向通俗文化刊物或准文化刊物靠拢者有之。报纸副刊可以发表一点评论文章，但篇幅限制很大，很难容纳认真细致的思想艺术分析，许多应景式，急就式，快餐式的批评文字的出现，也多少与这一情况有关。专门的读书报刊，这些年倒是办了不少，但它们多为出版、发行单位所办，除了少数几家档次较高之外，多数还正在上路，何况往往是营销考虑大于文化品位考虑。即使办得好的读书类报刊，也多是综合性的，能够真正分给当代文艺批评的篇幅，也是有限得很。社科类综合刊物，包括大学的学报，倒是也可以发表一点文学的和艺术的论文，但多为古代、近代、现代和文艺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，属于当代文艺评论的也很少。因为这些刊物出版周期偏长，又往往拖期，很难适应当代文艺批评必不可少的现实针对性和及时性；文章好不容易写了出来，常会事过境迁，黄瓜菜全凉了。再说，此类刊物的经济状况亦多不甚佳，穷得揭不开锅的就不少，稿酬低不说，拖欠的事也时有发生。能够坚持办下来的文艺批评刊物自然是有的，其于艰难竭蹶之中的挣扎也着实有几分悲壮，令人感动。为了生存，得千方百计降低成本，减少页码是常见的办法；刊物薄了，定价还得上调一点，这不能不影响订户增加。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指望稿费提高吗？因此，包括最权威的评论刊物在内，稿酬都低得可怜。
出书的困难，是几乎所有批评家碰到的大问题。出版社出书讲经济效益，理论批评著作印数不多，销量不大，不赚钱，他们一般都不愿意接受，而评论集的出版尤其困难。你想出集子，得给出版社钱，十万字一万元，是公平的价码。这就是说，按现行稿酬的最高标准，你把一篇一篇的批评文章的所得，一文不花，攒起来作为将它们裒为一集时的出版补贴，连一半都不够。何况，作为一种行当，一种文艺界的分工，批评也是批评家赖以谋生的手段，他们呕心沥血地写作，固然意在推动文艺事业的繁荣，为社会尽一份责任，但也未尝不是为了换几文稿酬，出书、写文章都不例外。现在，出书不仅得不到稿酬，还要他们贴钱，而这又大大超过了他们本人的支付能力，当然只有不出。
于是，出现了文艺批评智慧的外流，不是流向外国，而是自发地向别的行当“下岗分流”。许多批评家不再写或很少写批评文字了。有的告别文艺去从事文化研究，在那里去成就学术的辉煌；有的主要去写散文，独树一帜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风格；有的专门写随笔而不再写评论了。就我所知，这些不再写评论文章的人中，很有几位是颇有影响的批评家。总之，只要稍稍留意，就会发现文学批评智慧的流失，是不争的事实。
谁都知道，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组成文艺事业的两翼，也有比作两个轮子的；二者相互为用，相辅相成。一翼的萎缩必能严重影响另一翼的健康发展。因此，文艺批评智慧的流失，是一个应当引起严重关注的趋势。
批评家改行，是物质贫困的结果，也是批评的物质贫困的表现。但批评家作为人，既是物质的存在，更是精神的存在，因此，文艺批评智慧的流失，同时又是精神的，是文艺批评精神贫困的表现之一。
除了智慧，特别是第一流智慧的流失之外，文艺批评的贫困，还有一些更为严峻，更为触目，更令人忧虑的方面。
其一，相当数量的文艺批评减煞了它本来应该有的锋芒。我所说的锋芒不是指那种动辄“上纲上线”，置作家、艺术家及其作品于死地的审判式的批评，也与承袭了这一传统的左爷们大字报式的批评有别。文艺批评的锋芒来自它本身的锋利和深刻，不钝刀子割肉，不语焉不详。它源于批评家的胆略和器识，阅历和学养。明指瑕疵，痛陈弊端，当然要有锋芒，但表扬得意之笔，褒美警策之句，知音共鸣，供题发挥，只要出以真诚，言之成理，持之有故，一样可以显出锋芒来。现在有些批评文字之没有锋芒，实际上是批评主体思想贫困和胆略、器识贫困的表现，此外，人格因素也不能忽略。
其二，单向颂扬化、溢美化的批评倾向已经变得非常惹眼，大有积习难返之势。文学批评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从作家作品的实际出发，好处说好，坏处说坏。可以有只说好处，不说坏处的批评，但这好处必须是作品实有的；也可以有单讨论弱点和不足的批评，只要说在点子上，对作者，对读者，都有好处。
其三，批评的软广告化。由于商品经济的冲击和文化市场的出现，画展、舞台演出、影视作品播映、出版社出书，都希望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，有更多的经济收益，于是便讲究包装，重视新闻传媒的炒作，需要广告效应。同时，也出现了出于营销考虑的研讨会，文艺批评家往往被请到这样的会上去，会上谈意见，会后写文章。这样的意见和文章，当然不会大悖于主办人的商业考虑，于是，便有了软广告性的文艺批评。这种批评又常与上述的评奖等考虑相结合，更加强化了颂扬化、溢美化的趋势。
我不想用危机一类的词语来表述当前文艺批评存在的问题，尽管这个概念是“危”中见“机”，有生机、机遇、转机在；我只想说“贫困”，这也许更贴切。既然贫，就要扶。依我的愚见，文艺批评的贫困，怕也确实到了该扶一扶的时候了：物质的扶和精神的扶。
